」主页:「凯发注册」:主页陆定一1943年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我初次读到是在三十年前（1973年），后来反复看过多遍，相当熟悉，当时认为这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那时陆定一已被打成“黑帮分子”多年了，在“文革”后期的背景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批判，不由地使人想到当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新闻学观点，二者太相像了！因而，那时对他心存一种好感。“文革”结束，陆定一获得平反，他本人多次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党的领袖和党历史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再次赢得社会对他的敬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新闻学界曾集中谈到陆定一这篇旧作，主要围绕着他提出的新闻定义，该文的其它部分说了些什么，基本被人们忽略。1989年初，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初次分析了该文的时代背景，对文章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学术意义）的分析。[1]现在又过去了十四年，再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更清晰地理出一些思绪。

　　他关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第一性，新闻（报道）第二性等等的观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观点，是由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的。不论哲学上信仰什么，当记者的如果报道的不是事实，不去找寻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恐怕饭碗就砸了。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狂热的某种政治或宗教观念的崇拜者，在为某个极端的政党或宗教的媒体服务时，可能就不认同这样的常识。陆定一所批判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便是这种特例。因此，在新闻定义方面，一定要上升到阶级和哲学的高度，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尊重事实，其它阶级都不尊重事实，这种说法至少是简单化了，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也庸俗化了。但是在新启蒙的背景下，这种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唯物和唯心的划分来进行的分析，给人以新意，对于确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闻理念还是有意义的。

　　新启蒙运动使得马列主义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得到了强劲的传播，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高。关于这一运动的特点，研究者概括道：“新启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4]

　　思想的形成与新启蒙不无关系。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有时间认真学习，读一些书，清理自己的思想。根据《书信选集》，他在1936年以后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他在1939年写的《五四运动》短文和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认为五四运动失败了，要胜利，就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工农群众所在的地方，正是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因为他宣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是新启蒙的权威性教科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指出了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于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当时主要是指唯物论和阶级分析）分析一切，成为基本的认识方法。

　　陆定一的文章伊始，便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显然，努力用当时在中国开始流通的马列主义通俗读本的概念和语言，为的新闻学奠定基础，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支点。因此，文章的第一部分“新闻的本源”，陆定一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的方式，从唯物论反映论角度提升了关于新闻定义，尽管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与西方关于新闻的众多定义，本质上没多大的差异，但经他的论证，便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论的哲学高度。

　　在困难重重的根据地办一份大型机关报是很不容易的，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工作，是的党报思想的要点。1942年4月《解放日报》实行改版，将一国际二国内（国统区）三边区四本部（延安地区）的版面大体顺序，改变为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的大体顺序。这一重大的转变，当然要求主办者新闻学基本理念也得随之转变，但新闻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这是在改版以后逐步完成的。一年多后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当时从理念上改变原有新闻观的最重要的文献。

　　在具体地分析这篇历史文献时，需要回顾一下文章发表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首要的，当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自由等等新鲜的理论打破了“孔孟之道”统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当时的新思潮包含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尚不是其主体，非马列主义的（后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的）西方启蒙学说居主导地位。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思想和专制主义之“蒙”。当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腹地、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时，原有的体系庞杂的启蒙思想难以成为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救亡推动了新的启蒙。于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特征的新启蒙运动。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

　　这篇文章的任务是要构建的独特的新闻学理念，那么就必须与以往的新闻学和敌人的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任何战争动员，都需要建构敌对势力和培养仇恨；战争时期的思想斗争，同样也需要建构明确的敌对观点和敌情意识，造成一定的紧张空气，以便达到思想动员的目的。他通过两方面的批判，完成了确立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任务。

　　陆定一分析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武器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反复强调：“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这是他当时对马列主义大众哲学观点的运用，虽然说的简单了一些（例如“被决定”这种不准确的表述），但反映了一种质朴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他能够大胆地说：“我们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当遇到事实并不利于我方之时，也应首先尊重事实，这才是我们革命性表现。因此，他的结论便是：“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国际资本主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世界不少地方的知识界倡导的新方向，当时社会主义和成为一种强Baidu Nhomakorabea的新思潮。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更新的思潮，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动员和激励的特征。

　　新启蒙运动开始于30年代，据李慎之考证[2]，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陈伯达。他在1936年的《读书生活》第9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紧接着艾思奇在10月份的《生活》周刊发表响应文章《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员张友渔和一些接近党的文化人在北平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社。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那时国统区的新闻出版界对于推动新启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愿接受这种启蒙。

　　就在提出新启蒙那一年，张友渔出版了他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这是他在北平成舍我的“世界”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成氏主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讲课稿的汇编，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对新闻的认识，这对于五四以来传播的一般性的新闻知识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观点。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的救亡环境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可以说，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张友渔指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相互攻击。”[3]他构造了一整套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关于报纸与政治、舆论关系的新理论，以及新闻与阶级斗争关系的新理论。

　　在用马列主义分析问题的潮流成势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社长博古。创刊号头版头条是综述性消息《苏联援华坚定不变》。当时恰好发生德国法西斯党的第二把手赫斯出奔英国的突发事件，于是，报纸的二条位置以三栏双行较大黑体字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还附有一个背景材料《赫斯小传》，位于头版的中心位置。写的《发刊词》则安排在不大显着的左侧下方。下半版是各国主要通讯社的电讯共17条。以后每天的头版头条，几乎都是国际新闻，二版是国内（国统区）新闻，三版是边区新闻。像《中共中央通过根据地土地政策》这样涉及数百万农民利益的新闻，被安排在三版头条，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新闻是《英内阁局部改组》。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著名演讲的新闻，当时发表在三版右下角作为一般新闻处理，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是苏德战场的一般战况《中路歼灭大量德寇/红军继续追击前进/路透社称南路苏军进展顺利》。另外，该报坚持每天发表社论，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要写，多数是国际问题，许多并不重要，论了又论。纪念建党二十周年的社论由于不是国际内容，被安排在二版左下角。

　　第一方面，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鉴于反法西斯的战争环境，陆定一将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念作为唯心论的新闻理论来批判，并抓住了其要害，即“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他指出：“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进行这些论述时，陆定一手中并没有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具体文字材料，但是在与法西斯多年的战争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对于敌人的新闻学理念看得太清楚了。从现在看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等法西斯头子关于新闻与宣传的言论看，将他们这方面理念的哲学基础概括为“新闻就是政治本身”，是准确的。在封闭信息的环境中，将政治和军事需要的观念，通过一些被搀了水的事实，以极度煽情的方式反复宣传，保持和扩张法西斯观念的阵地，这是法西斯的新闻媒体的基本手法。在认识上，即把政治性高于事实本身。

　　对于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批判和分析，是陆定一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即使在一般的政党斗争中，政治性也容易被看得高于事实。在西方的政党报刊时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因而那个时期新闻的真实性是受到怀疑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利益的牵挂，是最大公无私的，因而不怕面对事实，也能够尊重客观事实。但是阶级组成了政党，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实际新闻工作中，政治性被看得高于事实的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在一些理论口号上，也可能出现矛盾，这是强调最尊重客观事实的陆定一自己也难免的。例如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要求，尽管对政治、技术有所解释，但是如何与“政治性就是新闻本身”相区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再如1945年在回顾时说：“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6]这个时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战斗实际消灭日军1000人，但是我们一直说消灭敌人3000人，从当时我们的报道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这种说法持续了50年，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才改正过来。至于解放后“新闻，旧闻，不闻”[7]的“三闻”观点，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这显然是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了。在这个意义上，陆定一当年对“政治就是新闻本身”的批判，对我们自己也有教益的。

　　显然，博古是以上海面向社会的综合性大报的新闻理念和苏联《真理报》的模式，在延安办党中央的机关报，“以新闻为本位”[5]的新闻理念被置于宣传党的政策的党报主要任务之上。不能说《解放日报》没有党性，它刊登了许多党的文件，党的主要活动也给予了报道，但主动、多样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薄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多数是文盲，以主要篇幅和首要位置报道遥远的西班牙、阿比西尼亚、苏德战场的具体情况，也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